現代社會講求透明度，天水圍的伯裘書院黃穎東校長率先推出「公開教室」計劃，讓家長、其他學校師生或公眾人士每週一次進入教室，觀察課堂或到學校網站觀看相關課堂錄影片段。(引述星島日報2015-7-8報道)

香港教育界中的辦學機構、協會、聯會及大部份中小學校，一向都是以緊閉大門的運作方式；黃校長開創先河，不單以「翻轉課堂」把學生從傳統填鴨式教育中解放出來，更把教師的「個人私隱」從「公開觀課」解放出來，實在令人敬佩。

尤記得年初的一段學界新聞：有一位中學生上課用手機偷拍老師，再透個社交媒體群組分享照片，老師發現後向一個教育組織申訴，覺得個人私隱及個人肖像權被侵犯。這個組織更嚴正以待發佈記招，記者詢問律師，律師說可以申請法庭禁令，去禁止學生偷拍。某調查報告亦指出：偷拍偷錄教學成風，老師怕怕。 兩成受訪教師曾被學生偷拍或偷錄教學情況；64％對或被偷拍感擔憂；曾有家長把mp3錄音器裝在小朋友身上；有教師在堂上分享對時事議題看法，被學生偷錄放上網惹來不少批評，教師指「以後只會依書直說，不再分享個人看法。」(引述晴報2014-11-14報道)

冷靜分析一下，現時就讀中小學的都是千禧後出生的孩子，可以說是自出生就生活在互聯網時代，可能2、3歲就拿着手機當玩具，拍照對他們來說只是遊戲理所當然的環節。家長方面大多是80後及90後出生，上網、用mp3錄音器、智能手機也是日常生活的一部份。而本港小學現職教師較多為30至40歲的平均年齡組合，而中學教師則頗為平均地分佈於25至45歲的群組。照道理，教師與家長及學生之間不應該存在代溝問題，為何在「個人私隱」與「開放課堂」觀念上出現了極大的兩極化差異？